广西师范大学纪委办、监察处

一个政治暴发户的升迁与腐败

2007年4月29日纪委、监察处
分类:警钟长鸣

——原北京市延庆县委书记刘金生违法违纪案剖析

通过不正常渠道得到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赏识,被荒唐地任命为北京延庆县委书记(局级)的刘金生,因严重违法违纪,大肆贪污受贿、挪用挥霍公款,受到有关部门查处,1997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不同寻常的升迁

刘金生1947年生,顺义县刘家河村人。当过村支书、民兵连长、团委书记、镇党委副书记兼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总经理、镇党委书记。

1989年,担任顺义镇党委书记的刘金生结识了陈希同的儿子,彼此成为酒肉朋友。从此,他自恃有了靠山,不把县委、县政府放在眼里。

1993年8月,顺义县委研究决定,调刘金生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镇领导的正常调动竟然惊动了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在县委决定宣布的当天下午,市委派人赶到顺义,向县委宣布了市委书记陈希同的意见:刘金生的使用问题市委另有考虑,暂时不要动。

原来,刘金生得知自己被调动的消息后,立即驱车直奔京城,找到陈希同的儿子,并在电话中向陈希同诉说了自己调动的事情。

顺义县委陷入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县委的决议成了一纸空文,县委的威信大大下降。两个月以后,市委正式任命:刘金生为延庆县委书记。

刘金生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了,围绕他不同寻常的升迁,几个月内顺义县干部群众议论纷纷。

“走了‘大中华’,来了‘人头马'”

延庆县地处山区,是北京市最贫困的县,全县25个乡镇中有贫困乡13个,有的农户连炕席都买不起,有的农户一年只有半年粮。

作为县委书记,刘金生一上任,就说延庆太土气,很快就开了这个县喝洋酒的先河。有一次他宴请外商,开席后看到上的是国产酒,便不满地说,不行,要上“人头马”。

当时延庆还没有人知道“人头马”是啥东西,宾馆、商店也找不到这种洋酒,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刘金生看找不到洋酒,派人从他的轿车后备箱里取出两瓶“人头马”。 从此,群众编出“走了一个‘大中华’,来了一个‘人头马’” 的顺口溜,送给新来的书记。

刘金生在延庆两年,很少下基层,也几乎没在延庆住过。许多人只听说来了一位很有来头的新书记,却没见过面。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难得见他一 面,以至于闹出许多笑话。

他到延庆半年后,县里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会,本县永宁镇党委书记王新民进门时,他问:“你是哪里的,找谁?”不仅如此,就连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有的县领导他竟 然也不认识。已经到延庆很久了,他见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还问“你叫什么名字。”

有一位姓郭的副县长调到市里工作,行前到刘金生的办公室与书记告别,进屋后说:“我要走了,来看看你。” 刘金生不认识他,竟问:“你上哪儿去呀?”郭副县长出来后气愤地说,他都来了快半年了,连我这个副县长都不认识!

长城脚下一“硕鼠”

刘金生到延庆上任后,想在市里建一个办事处。他既没与其他县委领导商量,也没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研究, 便一个人操办起来。

他以每月7.4万元的租金租下了北京京城大厦A 座的一个大套间,花20多万元购置了高档办公和生活设施。又从顺义找来一个会开车、会做饭的男子,从市里找了一个无业的女孩管财务。1994年5月,他假借县委办公室主任吴守荣的名义,注册了名为延庆县八达岭特区驻京办事处的机构。

建办事处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刘金生先后从八达岭特区调动资金100余万元,又以出国考察为名,从县有关部门要钱40余万元。这些钱都是财政和应上交财政的资金,几乎被刘金生挥霍殆尽。

以餐饮费为例,经查证,他共在办事处报销25万元, 其中过千元的餐费有103笔。办案人员算了一下,等于他到延庆后平均一天报销一次,天天在用公款吃喝。更为可 笑的是,有时几张票据出自同一天同一个饭店,金额过万元。

不仅如此,陈希同的儿子两次出国的费用、刘金生的儿子办公司及汽车修理费都由办事处开支。一位港商从香港买了一辆宝马轿车,在北京落户时的16.6万元附加费,也拿到办事处垫付。由于办事处没有任何制度,财务管理极度混乱,刘金生最为信任的司机陶金和办事处聘用人员任国青都出现经济问题,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除了疯狂挥霍,他还采取重复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 1万多元,收受港商贿赂4.8万元,挪用公款4L 3万元。

迎合领导所好的“狂人”

凡是接触过刘金生的人,几乎都说他狂。在顺义镇任党委书记时,有人听到要提拔他当副县长的小道消息,告诉了他。他听后说:“副的不干,要干就干正职。”

他一到延庆,就急于在陈希同面前表功,提出要加快发展步伐。竟然把发展速度“加快”到天方夜谭的地步。

延庆县属山区贫困县,基础差,经济发展落后,1993 牛工农业总产值仅16.1亿元。刘金生到任后提出,要在 1p96年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0亿元,一年要增长60% 以上。他的这些做法,恰恰迎合了陈希同好大喜功的“胃口”,得到了陈希同的赏识。可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他的大话为转移,他给延庆定的1995年产值是35亿元,而实际这一年产值只有18亿元。

就在纪检部门找他谈话时,他还“牛皮”吹得山响地说:“我到延庆后,建了100多个项目,见效益的就有50多个。”其实他只建了五六个企业,而且大都效益不好。他从顺义带来的港商施能星,与顺义9个单位搞了几个企业全部倒闭。到延庆后,施靠贷款来还顺义的债务。施能星说要在延庆搞个小规模的拉链厂。刘金生说:“小的不行,要搞就弄个大的,没钱我来贷款。”有关部门找了8位专家对项目的市场前景进行论证。专家认为,国内外拉链市场已经饱和,不宜再上。刘金生却自以为是,嘲讽说: “那都是些书呆子,别听他们的,上。”结果款贷来后,被施能星先后转走了2700万元。

他到延庆不久的一天,给县粮食局长打电话说:“我给你派个副局长,明天就去上班。”第二天,他从顺义带来的无业人员韩玉宝,在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和手续的情况 卞,竟然前去上任了。这件事没有经过县委的任何会议讨论,连主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也不知道。没过多久,韩玉宝因诈骗被司法机关判处7年徒刑。

发人深省的轨迹

刘金生不读书、不看报,不仅政策水平低,文化水平也很差。他工作无计划,常委会说开就开,也可以很长一个时期不开,后期连书记办公会都不开了。他讲话逻辑混乱,常常讲一通后,转了一圈还是那几句话。延庆的干部们说:县里开大会,只要他出席,非乱套不可。就这么一个思想政治素质极差,对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基本常识和规矩一窍不通的人,却能够扶摇直上,被提拔为县委书记。 剖析刘金生其人和他的升官之道,许多问题实在值得深思。

刘金生文化水平不高,却极善于政治钻营,很注意在“捷径”上打主意。他通过拉拢陈希同的儿子,接近陈希同并取得了信任。对一些他认为有用的领导干部,他主动为 其配备手持电话。他和陈希同的儿子认识后以金钱开道,成为陈公子称兄道弟的朋友。陈公子在电话里说一句“刘哥,我去看你不方便呀!”刘金生立刻心领神会,不久就送 去一台轿车。他不惜花费巨额公款,先后三次请陈公子出国。仅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10月,他请客和以实物送礼的金额就达85万元。

到延庆后,刘金生经常到陈希同、王宝森等人家里送 礼,逢年过节更是必去。他先后送出的8辆轿车,除一辆奔驰送给陈希同使用外,其余7辆都是送给领导干部子女个人使用的。

1994年2月,延庆县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这时,刘金生的许多毛病已经暴露出来了,如果正常选举,他的票数肯定不够。为使刘金生顺利当上县委书记,陈希同派人到延庆坐镇,召开了由县局、委、办、乡镇 要领导参加的二级班子会议,做大家的工作,一定要把刘金生选上。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使干部群众极为反感。

陈希同所看中的刘金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典型。刘金生可以不经组织讨论任命局长,可以一个人调动数百万元资金建办事处。当刘金生提出3年内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0个亿时,县里的许多领导同志明知道那是做不到的事情,但也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竟然把那种天方夜谭式的大话写入了县党代会的报告之中。刘金生为给儿子办公司,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要县外经委、工商部门办执照。

金生的升迁与腐败交织在一起,其轨迹发人深省。 它再一次告诉我们;“一把手”失去了监督和制约,是导致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对“一把手”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已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