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违规使用案例

 

 

2012年2月13日10时30分许，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段振豪等待候审，紧随其后的是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车春兰，案发前，她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计算机地球化学学科组秘书。

 

检方起诉书显示，2002年至2011年7月间，段振豪担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计算地球化学及其应用学科组组长，负责科研项目的立项申请、项目执行直至结题验收全过程。而他的秘书车春兰为学科组提供辅助性工作。

 

检方提出了三起指控事实：二人于2002年至2011年7月间以报销科研经费为由，使用虚假的票据报销差旅费等共计124万余元，段振豪非法占有上述款项后给车春兰少量好处费；2011年5月，段振豪与他人签订虚假的网站开发合同，使用虚假的票据报销网站开发费，骗取科研经费5.85万元；车春兰于2003年至2010年间用假票据报销17.85万。

 

根据检方掌握的证据，段、车二人的涉案手法，主要是找虚假票据以各种名义从科研经费中报销。报销名目包括差旅费、复印装订费、劳务费、租车费以及网站开发费等。为他们提供票据的人包括段振豪的亲友、学生、熟人、同事等。二人假借课题组成员的名义将票据从财务报销，而课题组成员崔某等证实，这些研究内容基本上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崔某本人根本没有因科研出过差。

 

而据段振豪自己的供述，在他虚报的差旅费中，有20多万是保姆张某提供的前往银川的发票，有30多万是蔺某提供的前往大庆的发票，另有20多万是他每年回湖南老家探亲的票据和弟弟提供的发票，另外他还找了一家机票代理公司买了虚假行程单。

 

拿到这些虚假的单据后，段振豪将其交给车春兰，车春兰有时还会提醒他以哪些学生的名义报销从财务的角度更合理。等每次报销拿到钱后，段振豪承认他都会给车春兰几百块钱好处费，再将部分钱款给了张某、蔺某等人，还给学生发过劳务费，将部分现金放在办公室备用，其余款项都存在了银行账户，后将账户钱款转存到妻子曹某名下。(2013年01月04日 来源：新华网)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于2012年4月10日发布题为“湖南两教师伪造总署公文被处分”的消息，文中称湖南某高校两名教师王某与李某因伪造新闻出版总署科研立项文件，利用虚假课题及其立项资金单独或伙同他人套取学院配套资金，受到处分。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消息，2010年6月至2011年8月期间，该事件主要责任人王某通过委托他人私刻公章、制作假公函，先后伪造新闻出版总署科研立项文件7份，交给学院科研处。涉及所谓“课题”7项、所谓“立项经费”83万元，其中包括与该院科研处副处长李某有关的“课题”两项。2011年10月8日，该高校致函新闻出版总署，请求确认科研课题有关公文的真伪性，经与总署办公厅核实，所附7份总署公文均系伪造。

 

2011年12月28日，该高校对两名主要责任人作出处理：给予王某开除留用察看一年处分，根据《教师资格条例》有关规定，报教育行政机关撤销其教师资格；给予李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科研处副处长职务。(2012年07月13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据新华社电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日前侦结一起高校科研经费腐败案件，涉案教师利用学校对科研经费监管的漏洞，用学生的名义冒领劳务费据为己有。

 

据检方介绍，2007年5月，北京市某高校教师肖某拿到了一家部级单位的翻译研究项目，并担任该项目负责人，项目经费15万元。

 

2008年4月，肖某从所在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那里拿到28名学生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后，从2008年5月至12月以这28名学生的名义分7次领取劳务费共计82400元。而事实上，根据下达项目的这家部级单位对项目经费使用的规定，项目的劳务费只能支付给课题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临时聘用人员，而作为学校教师，肖某无权领取劳务费。因他人举报，肖某冒领劳务费由此案发。

 

海淀区检察院于2011年7月对肖某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目前，肖某案已移送审查起诉。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肖某拿到翻译研究项目后，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利用学生的名义领款每次都是800元。每次领取劳务费，肖某一人都在劳务津贴领用单上“课题负责人”栏和“主管”栏签字同意，而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质疑。(2011年12月27日来源：京华时报)

 

 

赵静（化名）是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财务部委派化学学院的会记，所在学院老教授较多，课题资源相当丰。由于常年接触，大家对赵静比较信任，只要账户内还有钱不影响自己的科研进度，教师们往往不太关心账户的变动，一笔钱有时从一个课题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报销，也常委托赵静调整办理。这给赵静带来了可乘之机。起初，赵静在教师们的发票中加进一点个人的费用，逐渐发展到报销1万元。赵静放进去自己找来的票据数千元，头两年赵静还有所顾虑，每年贪污大约在一两万袁。第三年开始，骗取次数不断增多，每年贪污数均在10万元以上，最高一年近20万元。最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教授出国了，名下还有课题经费没有用完的，竟变成了她自己的小金库，为了方便报销，她甚至还伪造他人名章，假冒他人签发。

 

赵静案发后，法院审理查明，在长达9年时间里，赵静贪污了97万余袁，其中绝大部分是科研经费，涉案106笔之多。赵静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处心积虑所贪污款项也被悉数归还单位，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赵静所在学院，两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利用管理仪器开发经费的职务之便，借学院组织到外地高校考察之机，个人前往周边省份旅游，回京以外出考察、对外交流名义公款报销个人旅游费用共计5万余元，最终以贪污罪被判。

 

在这起案件中，学校规定，经费报销需要部门负责人、学院主管财务的院领导逐一审核并在报销单据上签章才能报销，两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多次在报销单据上偷盖实验室一位负责人的印章，轻松绕过本部门审核，随后这个不符合程序的“公差”一步步绕过多重监管。

 

(2011年12月15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涉及科研经费腐败案件的调查中，检察官们发现，部分经费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实行专款专用，许多费用支出与课题无关，财务报销过程中，先报销后签字、假冒他人签名、代替他人签名的现象不在少数，而利用发票冲账也时有发生。

 

此外，还有一种更为荒谬的现象：由于当前以知名教授名义申报课题更容易，同事或学生在申报课题时往往“拉大旗作虎皮”，可能实际工作这名教授完全没有参与，直到经费使用出了问题找到他们时，这些教授才恍然想起自己曾经在课题申请表上签过名。

 

据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思瑶介绍，2006年至今，该院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6件16人，其中，贪污、挪用类犯罪较为集中，都是利用科研经费监管漏洞大肆作案。“其中发生在高校里的案件占了相当比例”。

 

 

北京市一所二本院校的张志刚教授（化名）曾负责一家部级单位的课题项目“外宣资料翻译研究”，这一课题为“纵向课题”，但在高校，相对而言，“横向课题”提取劳务费更加便利。张志刚隐瞒了这家部级单位的证明，先以“横向课题”为名向学校科技处申请立项。

 

不久，学校出台规定，对于“纵向课题”奖励补贴力度加大，优势超过“横向课题”，张志刚随后又找到学校改以“纵向课题”立项。然而，在提取经费时，他却找来一份有20余人的在校学生名单，依旧按照“横向课题”管理规定，以在校学生名义先后8次虚报冒领劳务费共计8万余元。在接到举报调查后，检察院以其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

 

 

黑龙江一所高校的财务人员赵老师向记者透露，教授从学校直接拿到的收入大致分为两块：“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占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而基本工资一般在5000元左右。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级别相同、工龄相同的教授，收入也会有差别，申请课题经费多的科研人员，可支配的资金多，用来发绩效工资的部分就多。

 

赵老师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高校开始鼓励教师“积极申请课题”，教授更是成为大学申请经费的筹码和“摇钱树”，以课题经费提成来提高待遇由此肇始。

 

与此同时，不同学科获取课题经费额的差异巨大，理工科一个大项目就几百万上千万元，人文学科一个课题能拿到几十万元的就算不错，基于同样比例的提成也加大了教师收入的不均衡。

 

一边是高校经费不断增长，一边则是教授基本工资增长有限，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人创收变得顺理成章：开办公司、校外兼职走穴，有的教授每年的收入可高达数百万元，挣得盆满钵满。

 

 

在一所师范院校，一名实验设备采购员在为本单位采购聚焦显微镜、分析仪等仪器过程中，收受仪器设备厂商给予的好处费近万美元。检方在办案中发现，合同书中的内容被随意“篡改”，“设备培训费”打进了采购员个人账户而无人监管。最终该采购员以受贿罪被判刑6年。(2011年12月16日 来源：荆楚网-楚天金报)（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科研经费被肆意侵占挥霍，在科研圈内早已不是秘密。

 

一个月前，财政部、科技部发出《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通知》的核心内容，是要强化预算编制、严格评估评审，结余资金上交。同时，对非涉密课题预算进行公示，探索课题绩效的公示制度。

 

“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纯粹走过场的，下多少个通知也没用。”10月30日，中国社科院西部地区某研究所任高（化名）表示，科研经费怎么花，实际上都是公开的秘密。

 

作为一名老科研人员，任高对于科技界一些潜规则颇感无奈。她说，大家都这么做，你不做，就显得另类了，再者领导也不会相信你。

科研经费的使用，诸如扩大开支范围、擅自调整预算、突击购买设备等屡见不鲜。2010年，仅国家审计署查出的资金就达数亿元。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接受本报采访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表示，早几年，中国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如今钱到位了，但是有限的钱却没有花在刀刃上，成了部分科研人员的“圈钱”法宝。

 

海淀区检察院一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员称，2003年至今，该院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17件，涉案人员21人，其中，贪污、挪用类犯罪较为集中，涉案人员不少为高级知识分子。

 

 

“竞争，哪儿都是竞争，表面是为了项目，实际都是为了钱。”55岁的中南某大学驻京办主任肖文凯说，都说高校驻京办跑项目，跑钱，其实跑得最厉害的还是搞科研的。

 

肖文凯说，由于科研人员的收入和获得经费不成比例，再加上有些科研单位的绩效工资都是从经费里开，所以大家都动这个脑筋。

 

以肖所在的学校为例，大学讲师一个月的收入才3000元，副教授4000不到。而科研所的工资，刨去科研经费里的绩效工资，基本工资也就四五千。而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现在的经费可以去买科研设备、去做事情，但是不能给人，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局长韩宇透露，在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中，劳务使用情况占23.6%，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则达45%。我国科研人员人均每年劳务成本约为日本的1/12，韩国的1/6。

 

任高直言，节节攀升的物价和工资不成正比，所以大家也就一根筋地想着法儿搞项目，搞科研。因为钱到手后，怎么花是自己说了算。

此外，在科研领域里，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科研项目立项、审批、经费使用、监管责任的系统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导致科研项目管理的混乱。而科研项目管理又呈现出“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各经费来源单位对自己主管的科研项目都制定办法，各高等院校、科研所也制定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的不统一造成不同科研单位管理规定不协调和冲突，造成了客观上纵容了科研腐败问题的发生。

另外，一些有身份和名望的老师也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到处跑项目、揽课题。跑到项目后，再找一些老师共同研发，按需支付部分劳务费后，剩余的全部落入个人小金库。而那些跟着导师做科研课题的博士生，也能从科研经费里拿到一些酬劳。

 

“在科研圈内，这叫‘项目老板’，而且有些人就是专门跑项目，然后再与别人吃回扣。”任高说，一般项目老板和驻京办关系密切，因为要靠驻京办打头阵，与部里牵线搭桥。

 

这一说法也得到肖文凯的默认，肖表示，每年3-5月是高峰期，一直到6月立项前，驻京办是“项目老板”的“首攻阵地”，等项目和经费下来了，驻京办就逐渐冷清了。

 

中国教育拨款分散掌握在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而拨款的主要方式是项目制，即申报项目，审批通过立项后拨款。然而这种拨款制度，要求高校必须长期建立与掌握财权的部门的良好关系。

 

此外，“985高校”与“211高校”的校领导任命，主要来自教育主管部门。其中，“985高校”的书记、校长往往是副部长级，而“211高校”的书记、校长则是正厅级，所以往往会比地市级政府位置还要高。因此，各地学校设立驻京办，对口联系教育部门，对及时理解上级部门的指示，以及汇报办学成果都有重要作用。

 

但肖文凯始终认为，科研经费的乱象，都是由于利益在作祟。只要科研经费财权和审批权分离，掌握财权的部门退出项目审批，再建立科研投入基金制度，引入公正、公平、公开的专家评审制度，这些乱象也就会结束。

 

 

项目到手后，怎么花是关键，而且还得花得没有痕迹。有几种惯用方式：首先是吃回扣，只需500万价格的仪器设备，以800万或者1000万购买，多余的钱已辗转进入个人卡号；其次，以科研需要的名义购置汽车房产，项目结束后就据为己有；再次，自己成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或者，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或到各地旅游消费。

 

不过，西部地区的研究所，出国考察并不便利，出境考察时要受到诸多审查，但这也阻碍不了他们巧立名目地花钱。

 

例如，社会科学领域引进课题制后，设备仪器的费用，在预算中是小部分支出，交通费、差旅费、资料费和餐费等项开支，才是主要开支，常用的借口就是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在人文学科领域，查阅文本文献是主要研究形式，重要资料都有图书馆藏，自行购置说不通。为使经费达到一定规模，便将电脑、摄像机、扫描仪等反复填报，而一旦立项，经费包干，这些费用便可以被其他开支替代。“考察、学术交流是科研圈最惯用的伎俩，且专门挑没有去过的地方考察。”任高说，在国外随便找个学会以考察名义或学术交流方式发个邀请函，太简单不过了。

 

中科院某研究所研究员李志表示，他们所的很多老师，全世界几乎哪儿都去过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往科研机构里挤，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究竟应获得多少报酬？本来是具体的，但科研经费任意支配的事实，却默许了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

 

肖文凯表示，交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想尽办法花钱，因为如果钱花不完，下一个项目有可能就拿不到这么多钱了。“来了钱，扣掉10%，盖个章再给你。”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某高校材料工程系副教授说，“高校就像一个菜市场，科研人员就是包了其中一个摊位，进账出账从那里过。”

 

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生物特征认证与测评中心原主任助理江琴的故事十分典型。江琴所在的研究所是中科院下属的骨干研究所，主要负责智能识别系统、人脸识别技术、虹膜识别技术等，均属尖端高科技。江琴负责管理该研究所生物特征认证与测评中心行政事务，经手课题经费的申请和报销。但每次江琴申请经费的支取，导师往往只管签字，此后并不过问经费的去向。

 

公诉机关材料显示，2004年，江琴注册成立北京蓝盾信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他以该研究所的名义，与蓝盾公司签订两份虚假合作协议，用蓝盾公司出具的发票分别于2005年2月2日和6月3日在该研究所报销领走31万元和40万元的支票两张，入到蓝盾公司，分17次将这两笔款项提现据为己有。2005年至2006年，还多次截留客户单位给付的测试认证费共计6万元。此外，江琴还编造需向某公司或培训机构支付材料费、培训费等理由，拿着伪造的合同内容让导师签字，导师签字后，便更换合同正文文本，将付款方向改成该研究所支付给蓝盾公司。

 

海淀区检察院人士透露，有一次，江琴请导师签字的报销单数额仅为20元，拿到财务支取钱款时，他在20元前面加上“3100”，轻松支取出31万元。2008年9月19日，江琴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2011年11月5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科研经费缺不缺？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一次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科研经费利用率怎么样？中国科协一次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北京市海淀区有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堪称学术重镇。海淀区检察院近日调查发现：2003年至今，该院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17件21人，其中，贪污、挪用类犯罪较为集中，利用科研经费监管漏洞大肆作案，涉案人员不少为高级知识分子等是这一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特征。

 

一边走出了“短缺的时代”，一边却走进了“硕鼠的围城”？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科研经费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而科研经费往往又直接与课题项目挂钩，一项课题的经费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一些国家、国际重点课题，立项之后的经费更是源源不断。

 

科研经费花不完怎么办？北京某高校电气专业的许博士告诉记者，学校制定了科研经费报销审批流程，但学校每天需要报销的费用庞大，审核人员难以全面审核所有的单据，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审核人员看也不看就“大笔一挥”批准了事，有时，为了尽快结项，还会告诉他怎么报才能通过。

 

海淀检察院的调查印证了这一说法：几乎所有科研单位都会制定严格的科研资金管理制度，但许多都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经费不缺，管理不严，资金只要拨下来，就想方设法用完，用不完时，就在发票上大做文章，反正钱是剩不下的——什么都能报，大到房与车，小到给孩子买个铅笔，也都要拿回单位报销。

 

“每次课题结项都是我最忙的时候，到处收集发票。”许博士告诉记者，实在找不到发票时，就说自己为国家、学校节省多少资金，给自己贴金，当然，节省多少，是要在“老板”(导师)的严格“控制”之下的。

 

今年2月，北京某名牌大学化学学院教师谢昌响、徐佳浩贪污一案被海淀检察院诉至法院。两人以考察为名义，使用化学学院仪器开发制作经费报销自己的旅游花销。如果不是在海淀检察院的一次例行侦查中露出马脚，“两人还不知道这是犯罪”。

 

 

“项目老板”是科研圈流行的叫法。何谓“项目老板”？他们一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望，利用个人的声望和人脉关系，“专门”跑项目，揽课题。

 

课题项目“跑”下来，“圈钱”接续。项目越多，科研经费落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自行车换宝马，工薪阶层变百万富翁。不少“项目老板”开名车、吃大餐，动辄一掷千金，“老板”派头十足。

 

“风光无限”的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番风景呢？

 

2003年，“汉芯”发布之后，项目组组长陈进立刻“鸟枪换炮”——之前骑的是一辆普通自行车，升级为一辆价值30万元的别克轿车。又过了不到一年，这辆别克又换成了宝马。知情人都知道，买“马”的钱正是陈进骗取的科研经费。

 

除了“骗”，还有“蒙”。2009年，海淀检察院审查起诉了某科研机构古千秋课题组私分国有资产案。课题组负责人古千秋手握10余项国家课题，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是这一领域的“学术权威”。被捕前，该课题组还承担着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等两项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重大科研项目，经费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

 

2006年1月至2008年1月，为了使节余的经费不被收回，古千秋等人十余次采取与相关协作单位签订虚假“子课题协议”，将科研经费拨付给子课题承担单位，再变现后返还80余万元。去年5月17日，海淀法院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古千秋等4人一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些人在科研领域非常成功，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法律素养和职业修养方面却有待提高。”该案主诉检察官叶衍艳对记者说。

 

 

时至今日，海淀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磊对当年办理的一起贪污案依然感慨：“卞中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上级查账，没有旁人监督。”

张磊提到的案子，发生在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经费管理处会计卞中贪污、挪用公款案，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震动。2.2亿元的数额，成为当年北京市检察机关查办金额最大的一起贪污、挪用公款案。

 

1986年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脱胎于中国科学院，起初，科研经费规模只有8000万元，到2007年，已增长到43.3亿元。就是这样一个向全国上万所科研单位和高校拨款的机构，出现了一名“小吏巨贪”。1995年8月至2003年2月，卞中利用掌管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专项资金下拨权，采用伪造银行进账单和信汇凭证，编造虚假的银行对账单等手段，逃避审计检查，贪污、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2.2亿元。

 

“查到最后，感觉偌大的一个机构，拨款权实际上就掌握在一个会计手中。”张磊告诉记者，“卞中的作案手法并无特别之处，只要有一个环节有所监控，就会暴露。”

 

如果说，科研经费使用环节的职务犯罪令人“痛心”，那么出现在经费管理环节的职务犯罪不免让人“担心”。

 

目前，我国科研经费来源实行以国家为主、地方为辅，个人捐助和单位自行出资为重要补充的资金管理体系。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分散化在许多环节上有被滥用的风险，也同时导致课题数量过多，降低资金投入效率。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亟须提上日程。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为此写下注脚：审计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课题扩大开支范围、未经批准调整预算、会计核算不规范等，涉及资金数以亿计。

 

 

山东省审计厅日前共审计了省内4所高校2011年科研经费管理情况，重点抽审了2008年立项的363个纵向合体项目和2008年以来仍在进行研究的65个横向课题项目，涉及资金2.47亿元，重点抽审了2008年立项的363个纵向课题项目和2008年以来仍在进行研究的65个横向课题项目，涉及资金3751万元，其中暴露出科研经费使用方面的5个重要问题。

 

一是项目预算与实际执行差距较大。在363个纵向课题中，已经结题的有291个，其中有83个预算执行率低于50%。这些项目预算安排资金503万元，实际支出139.11万元，平均预算执行率仅为27.66%。

 

二是支出报销不规范。抽审发现，有22个项目报销无具体品名和数量的发票438张，金额51.45万元；9个项目报销虚假业务内容发票1824张，金额103.05万元；4个项目报销虚假签字单据，套取资金114.78万元。如某高校“微山东旅游规划”和“傅村镇旅游规划研究”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的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到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57万元的49.57%。

 

三是部分项目进展迟缓。在363个课题中，应于2011年底前结题的362个，但按期结题的只有239个。截至2012年3月底审计时，仍有72个项目没有结题。

 

四是资金闲置多。截至2011年底，在已结题的科研项目中，175个项目结余资金共计562.68万元，占这些项目经费总额的33.37%。有40个项目资金使用率低于50%，闲置资金276.49万元。其中12个项目仅提取了2.5%至10%的管理费，其余全部处于闲置状态。

 

五是决算编报不实。4所高校编制科研经费决算时，均存在虚假支出或少报结转结余问题，涉及金额1.03亿元。如某高校有10个课题预算为322万元，实际支出168.1万元，决算支出为319.75万元，虚报151.65万元，占预算的47.1%。某高校2011年年终结算没有反映科研经费结转结余的7088.64万元。(2012年08月17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很长一段时间，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农生环大楼335房间的大门紧闭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师生们已很久没有见到。

 

门牌上标示着办公室的主人为“陈英旭教授”，门上留下的手机号码记者始终无法拨通。

 

“陈英旭出事了！”这一消息早就在网络上传播，却一度未获权威部门证实。2012年11月12日，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撤销了陈英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这是2012年第二位被撤销资格的全国政协委员，但对于他因何种原因被撤，会议未作说明。

 

记者当时从一名全国政协常委处获知，当时会议上只介绍了陈英旭是经济犯罪，“在一个有关水处理的项目上涉嫌贪污了，因说明已法办，所以一致同意撤销委员资格，亦无人提问”。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得的独家消息显示，2012年6月28日，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已被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7月12日被依法逮捕。陈英旭的代理律师戴梦华称，此次事发，是例行审计到浙江大学时，陈英旭自觉经费使用存在问题，将违规的款项退回，之后被立案侦查。

 

2013年3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陈英旭涉嫌贪污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知情人士称，如果这一指控被法院认定，此案可能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的新记录。

 

检方指控通过设立公司非法占有千万科研经费

 

资料显示，陈英旭教授是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案发前，他担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院长。

 

陈英旭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浙江省副主任委员，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检方的起诉书显示，陈英旭的出事，源于他2008年正式接手的“太湖流域苕溪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以下简称“苕溪课题”）。

 

“苕溪课题”隶属于迄今为止我国资金投入总量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水专项”），作为国内水污染领域专家的陈英旭拿下的“苕溪课题”是水专项“十一五”课题中的“太湖富营养化控制与治理技术及示范工程”。

 

2008年8月30日，国家水专项办公室组织水专项专家组对陈英旭教授主持的“太湖流域苕溪农业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项目课题进行了论证。由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为组长，中国工程院刘鸿亮院士、蔡道基院士、水专项总体专家组技术总师孟伟研究员、河流主题组长王子健研究员等二十多位技术、管理、财务方面专家组成的论证委员会，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论证，并要求尽快实施。

 

“苕溪课题”总经费高达3.135亿元，其中国家拨付经费1.0544亿元。

 

该项目针对苕溪突出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开展河流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与管理技术及集成示范研究，设置了现代效益农业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及集成示范等研究任务，拟在苕溪上中下游和苕溪入湖河段,开展畜禽水产养殖业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区域污染控制示范、苕溪上游健康水生态系统构建等技术集成及工程示范。通过项目的实施将建立以河流目标负荷量动态控制为核心、农业面源污染削减为重点的河流污染控制技术与水环境综合管理技术平台，为完成我国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清水入湖工程”提供科学支撑。

 

陈英旭所在的浙江大学在这一轮的水专项课题申报中斩获颇丰。其中，他本人以及浙大张土乔教授分别是河流主题和饮用水主题的专家组成员。此外，根据浙大新闻办2009年的信息，浙江大学总共拿下了9个课题，是全国高校获得“水专项”国拨经费最多的牵头单位之一。

 

起诉书显示，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两家关联公司是杭州高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博公司”）、杭州波易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易公司”），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陈英旭的博士生杨尚源、王云龙。

 

苕溪课题共分10个子课题，其中高博公司参与了第3子课题，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参与第4子课题，波易公司参与第10子课题。而检察院最终认定出问题的，是第4子课题与第10子课题。

 

起诉书显示，陈英旭将苕溪课题第10子课题的部分科研任务交由浙江工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金赞芳负责，共拨付金赞芳课题组专项科研经费共计320万元。金赞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320万元中，双方合同约定其中的200万元由波易公司支配使用。

检察机关认为，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被告人陈英旭授意其学生杨尚源、梁志伟多次采用编造虚假技术服务合同、开具虚假发票等手段，将金赞芳课题组专项科研经费共计178.2077万元套现，非法占为己有。

 

第4子课题是直接由陈英旭本人负责。起诉书显示，陈英旭将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列入课题外协单位，并通过浙江大学水专项账户分别将6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划入其实际控制的高博公司，将270.73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划入其实际控制的波易公司。2009年12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在没有完成相关科研活动的前提下，授意杨尚源、王云龙等人以开具虚假发票、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划入高博、波易公司共计844.4569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冲账套取，非法占为己有。

 

记者在杭州调查采访期间，未能找到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的信息。关于高博公司，有限的网站资料介绍称，该公司创建于2002年，其前身为浙江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设计研究所和浙江农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设计研究所，“目前已发展壮大成为一家集环保科技研发与技术转让、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总包以及各类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与生态设计等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一家浙江大学国家科技园的控股公司”。

 

陈英旭是在浙江农业大学（1999年浙江农业大学并入浙江大学）获得的学位，1995年，陈英旭任浙江农业大学环保系主任。

 

另有网站注明，高博公司的经理为“陈英旭”，并留有办公电话号码，但记者拨打后提示电话已停机。

 

记者看到，2008年9月，有人在网络上公开询问“杭州浙大高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信息：“有没有这个公司的存在啊？为什么网上关于他的信息好少？是不是个骗子公司啊？”

 

有网友回复称：“没听说过，至少在做环保这块是没有名气的。”

 

波易公司的资料更为罕见，记者只在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官方网站上搜索到了该公司的简单信息。信息显示，该公司从事“水环境”业务，但公司的简介为浙江大学的简介，除注明业务范围外，无其他内容。联系人一栏注明为“吴小东”，并留有手机和办公电话号码，记者拨打后，都提示“没有这个号码”。

 

今年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也实地探访了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然而，在该校紫金港校区的蒙伟民楼，连续几天，挂着“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牌子的办公室也房门紧闭，无人进出。

 

“不规范”的使用

 

陈英旭被司法机关带走时，坊间有传言称，陈是因研究团队内部人士举报才出事的，“陈动的是重大专项，审计很严格，再者据说陈在切分蛋糕时太过贪婪，导致其他合作者极为不满，并告到上面，最终东窗事发”。

 

陈英旭的委托代理人戴梦华律师否认是内部举报，他说，多次会见陈英旭时，陈英旭也没有谈到这一点，“是国家审计署对浙江大学进行例行检查审计时，出现的情况”。

 

据介绍，当时国家审计署并未审计到陈英旭的项目，只是开始审计浙江大学。但陈英旭自己发现财务方面有些不妥，就把所有的钱都退了回去。

 

“陈英旭教授当时对经费的使用没有什么精力去管，由其他人负责，他主要是抓科研方面的工作。审计署对浙江大学进行例行审计后，他才关注这个事情，发现没有严格按照国家财务预算和财务编制的要求去做，就把所有的钱都退了回去。”戴梦华说。

 

他强调，陈英旭是在审计署介入、审计结论作出前，主动要求两家公司将款项退还给浙江大学，“按照陈英旭的观点，这事早就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刑事犯罪”。

 

戴梦华律师认为，陈英旭案的具体情况够不上贪污。他表示，高博公司及波易公司参与该项目，是经过国家水专项领导小组同意的，陈英旭并未隐瞒两家公司的任何信息。

 

此外，戴梦华还认为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参与的课题是通过与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的，是属于法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根据《国家重大专项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重大专项任务的承担实行法人负责制，法人单位是项目（课题）实施的责任主体，即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法问题，也不应由被告人陈英旭作为直接的责任主体。

 

戴律师认为，即使该案被认定为贪污，但从陈英旭的具体情况来看，挪用科研经费具有社会因素、科研体制等特殊性，且陈英旭已经退回相关的款项，并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态度良好，应该从轻处理。

 

科研经费管理值得反思

 

从学术光环上看，担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常务副院长的陈英旭是浙大的“明星”，他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并主持过相关领域的国家“973”、“863”计划项目。

 

一位环境与资源学院的教师表示，陈英旭是为环境与资源学院这几年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

 

出事前，陈英旭曾谈及学院的建设情况，他介绍，环资学院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1个，省部级重点学科3个，省扶植学科１个；涵盖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4大门类，是目前国内环境与资源领域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学院之一。“现在无论在学科建设、科研实力、实验室建设还是人才培养质量上，在国内高校中都名列前茅，综合实力处在公认的第一梯队。”

 

另一位教师则称，自己与陈英旭只是同事关系，从平时的工作来看，陈英旭很有责任心。

 

今年1月，浙江大学纪委书记周谷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陈英旭案还没有最终宣判，他的具体行为还没有在法律上定性，校方也不好作出评判。

 

目前，我国对于科研经费的监管主要包括承接单位的内部财务监管和各相关部门的抽查审计，陈英旭就是在2012年重大专项的例行审计时，将钱退回了浙江大学，而后事发。

 

2012年12月28日，教育部曾专门召开视频会议，强调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会上，中纪委、监察部驻教育部纪检组长王立英通报了6起科研经费贪污案件，陈英旭案是这6起案件之一。

 

周谷平表示，此前，由于考虑到保护教师的积极性，方便科研创新，相对来说科研经费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但陈英旭事发后，浙大方面已经开始收紧相关的科研经费管理，在具体的处理情况上肯定会有一些加强。

 

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金赞芳也感觉，现在学校内部的审查频率高多了，“以前没那么勤快，现在经常审查”。

 

在一些人士看来，更值得反思的是科研经费管理上的问题。

 

戴梦华就认为，虽然陈英旭在科研经费上的操作确有不规范之处，但更多的是源于科研经费管理的诸多主客观因素。

 

陈英旭是2008年正式接手苕溪课题，课题的实施期为2008年8月至2010年12月。但其中国拨经费2009年4月才到位，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更是迟迟未能完全落实。

 

“苕溪课题实施时间短，经费拨付又存在滞后性。因此，很多研究工作很难在实施期限内完成或达到良好的效果。”戴梦华说，据了解，苕溪项目的实际操作周期又比预想的时间长，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但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课题实施期限到期做结题验收后，未用完的科研经费要退回国家。

 

他在辩护词中写道，考虑到课题后期工作主要有示范工程重整修复、运行维护以及产业化推广等重要工作，仍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从而保证科研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为将来产业化经营以及“十二五”课题的申报和运行打下良好的基础，因而，“课题组只能通过变通的方式，将部分将来需要用的资金转移出来，目的仍然是为将来课题的深入开展维护做更好的服务”。

 

戴梦华表示，科研经费与行政费用不同，很多花费按照现行规定无法做预算。例如，高博公司在课题申报开始，组织力量协助陈英旭开展水专项的前期调研和协调工作，至国拨经费到账前，高博公司实际发生包括业务费、差旅费、人员工资和津贴、办公费用等各项费用共计85万多元。“这些费用都是为苕溪课题服务的，但是无法体现到预算中，国拨经费中也没有对这些费用进行补偿”。

 

同时，按照规定，项目的示范工程应该由地方财政配套或者企业投入，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地方财政始终无法落实相关费用，企业也不愿出钱，“课题组只能通过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从国拨资金中寻求支持”。

 

记者在走访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时，也听到了类似的看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陈英旭的出事更多的是因为科研经费的体制问题，“你想想，2009年把钱拨出来，2010年让你结题把钱花光，这肯定不科学。我们做课题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要自己掏钱。有些项目还好，资金到位之前，先垫付，账挂着，资金到位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钱还掉，但是像他这个大项目，很容易出事。”

 

有关重大专项科研经费管理的《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是2009年9月才出台。而有关垫付和归垫的规定《关于加强和规范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垫付与归垫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是2010年11月出台，有关验收的文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验收暂行管理细则》则是在2011年7月出台征求意见稿。

 

戴梦华认为，法律的滞后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才导致了苕溪课题组最终出现科研经费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研院所到各类学术机构，在项目科研经费使用上不合规的并非个别现象，这与经费使用管理制度缺乏和滞后有关”。

 

据了解，陈英旭因科研经费使用移交司法机关后，太湖流域治污课题目前由浙大移交给他的同事徐向阳教授接手，徐向阳拒绝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陈英旭苕溪课题的研究团队中，首席科学家为浙江大学副校长张土乔，他也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青年报记者还走访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并电话联系了杭州市人民法院，它们都拒绝对此案置评。

（2013年07月29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审计署2012年在审计中发现，2010年至2011年，刘沛清将190万元科研项目经费转入个人 账户存放、并通过签订不实合同套取其他科研项目经费33万元。2012年4月，审计署将此问题线索移送中央纪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组查处。2012年7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给予刘沛清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2013年10月９日　来源：审计署网）

 

 

 

10月11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对科研经费“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

 

近年来，科研腐败已成热点话题，违法违纪案件时有曝光。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了近三年审计机关对国家各部委、各省份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发布的数百份年度审计报告，发现涉及“问题科研经费”的至少有39份，问题均发生于2007年至2012年这五年之内。

 

吃喝拉撒睡，都能挤占科研经费

 

梳理这些报告，看看纳税人的钱都去了哪里，人们或许能理解科技部长的怒气从何而来。

 

39份审计报告显示，科研经费“扩大用途”“挤占挪用”已成普遍现象：

 

——工资福利。

 

一些单位用科研经费给职工发工资奖金，或是用作人员、办公经费。

2012年，国家旅游局所属中国旅游研究院在课题研究经费中违规提取院基金83.84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等支出。

发钱过千万元的并不少见。2009年至2011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在科研经费中列支工资福利费等1278.11万元，其中2011年发生532.3万元。

 

有的单位甚至发了上亿元。2012年至2012年，交通运输部在没有细化人员经费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从其管理的543项科研项目的15.56亿元预算总额中安排人员经费1.86亿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

 

——吃。

 

2009年至2012年10月，科技部所属知识产权中心在课题经费中列支职工食堂餐卡充值费13.48万元。

 

——会议、考察、出国。

 

2011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碳专项项目中列支无关人员会议费、考察费等69.18万元。

2012年9月，中国电力工程顾问公司承担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专项相关课题时，在课题任务合同书中没有出国费预算的情况下，列支出国费32.96万元。

 

——买车、交通、零花钱。

 

2007年至2009年，陕西两所高校分别用项目经费41.9万元和29.36万元购买小轿车和旅行车各1辆。

 

2009年至2012年10月，科技部所属知识产权中心在课题经费中报销与课题无关的职工个人交通费用30.15万元，其中2012年10.8万元。

 

2009年至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部分科研人员在其承担的专项课题经费中，报销火车票费用20.78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审计报告特别注明，这些火车票是“自行搜集的”，与课题无关。

陕西15所省属高校2007年至2009年29个“科技创新”项目中，列支家庭和个人电话费、私家车保险费和汽车油料费等38.38万元。

——盖房、装修、买家具。

 

2008年至2010年，贵州两所高校挤占挪用教学科研等办学经费等1745.4万元，主要用于高校经济适用房建设及投资经营性资产等支出。

 

2011年，中科院城科会从“绿色低碳生态规划指南”等课题经费中列支与课题研究无直接关系的购买办公家具等款项26.47万元。

 

2009年至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属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在专项课题经费中列支99.57万元，用于与课题内容无关的办公用房装修改造、杂志印刷和网络服务费等支出。

 

甚至有的经费说不清花到哪里去了。

 

山东省今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教育厅所属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9.43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全部填列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

 

这是记者看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组数据。紧随其后的是，据审计署2012年发布的审计报告，卫生部及课题承担单位实施的209个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会计核算及资产采购管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29540.49万元。

 

科研经费成“唐僧肉”，侵占手段五花八门

 

“花钱”的前提是“要钱”。在令人啼笑皆非的另类用途背后，巨额科研经费的诱惑，让一些人不惜绞尽脑汁，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铤而走险。

 

——套。

 

山东省对省内青岛大学等４所大学2011年科研经费管理等情况审计发现，有２２个项目报销无具体品名和数量的发票438张，金额51.54万元；9个项目报销虚假业务内容发票1824张，金额103.05万元；4个项目报销虚假签字单据，套取资金114.78万元。

其中一所高校的两个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的49.75%％。

 

而2012年11月至12月，中国华能集团清洁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温室气体减排技术部在列支能源应用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项目专项相关课题劳务费时，利用虚假发票套取实际未发生的劳务费33.07万元。

 

——骗。

 

广东省针对2008年至2009年重大科技资金审计发现，有1个县级市的项目单位弄虚作假，骗取资金108万元；部分项目单位将不属于项目范围的支出941万元和项目立项之前的支出1392万元列入项目成本；有１个市的项目单位违反合同规定自行调减建设规模多获资金191万元。

 

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４个项目单位以不实材料申报获取省级资金２50万元。

 

——贪。

 

在广东省2008年至2010年产学研省部合作资金执行运用中，除存在扩大使用范围、挪用专项资金外，还有2家企业4名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资金47.8万元。

 

——吞。

 

2008年8月，民航局机场司自行同意将委托中国民航工程咨询公司代管的课题经费结余37.03万元，转作公司收入。

 

——假。

 

山东省2012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青岛大学有10个课题预算为322万元，实际支出168.1万元，决算支出为319.75万元，虚报151.65万元，占预算的47.1%。

 

2008年至2012年，中科院所属软件所在课题资金中以支付会费、物业费等名义虚列支出367万元。

 

2009年至2010年，中科院４家所属单位以技术服务费、采购礼品和食品等名义在科研项目经费和管理费用中虚列支出195.25万元，用于职工福利等支出。

 

为了吃到“唐僧肉”，一些人总能想出各种歪招，巧立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比如，陕西审计厅发现，2007年至2009年，6所省属高校自行规定，项目经费到账后，项目负责人可按5%到20%的比例提取现金，名目包括开题费、劳务费、特支费、立题奖、奖酬金、项目津贴……

 

三年间，共提取发放特支费等1887.79万元。

 

乱象之下，好钢怎能用到刀刃上？

 

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2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10240亿元，占GDP的1.97%。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科研效率偏低的现状令人担忧。

 

39份审计报告中披露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例：

 

——造假也能过审批。

 

广东省2008年至2009年安排的节能减排与再生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中，有2个缺乏实施能力和条件的项目、1个提供虚假材料的项目通过了审批。

 

——不论证也可立项。

 

2012年，湖南省科技厅在未进行可行性论证、未经专家评审、立项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安排了11个科技项目资金815万元。

 

——没条件也得资金。

 

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1个企业经营处于半停产状态，不符合申报条件，仍获取省级资金60万元。

 

——未完成也过验收。

 

还是广东省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审计发现，有1个县2个项目共获得资金56万元，至审计时，项目建设尚未完成，却于2010年底通过了验收。

 

而这个省2008年至2009年安排的节能减排与再生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中，有个别项目验收材料不真实，却仍然结题验收。

 

在麻木不仁的心态下，一些地方只管拨钱，对于实际效果不闻不问。

 

广东省审计厅对2008年至2010年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资金使用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了一个荒唐案例：

 

有一个市的两个项目承担单位共获取专项资金45万元，其中一个单位已结束营业近两年，另一个单位多次联系不上。项目实施情况如何？主管部门竟然一无所知。

 

纳税人的“好钢”怎样才能用在刀刃上？“部长之怒”发人深思。（2013年10月13日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