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几个腐败反面典型的警示
1、防洪堤“筑出”千万元贪官
作为一名处级干部，曾任南宁市水利局长、市政局长的张建辉在任职8年时间里受贿达2598万元，另有个人财产
527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总额达3100多万元，而成为广西处级贪官之最。
2008年8月1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建辉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罚，判处张建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非法所得上缴国库。
初任局长 “潜规则”找上门来
张建辉第一次受贿是在2000年五一节前夕，他当上南宁市水利局长不久，那一年他42岁。
张建辉是一名技术员出身的领导干部，早年毕业于广西某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南宁市武鸣县水利局，从事技术专业工作。那时候，基层水利部门的科班生稀少，张建辉的专业知识发挥了极大作用，也不断得到好评。20世纪90年代末，他以武鸣县水利局工程技术员身份调入南宁市园林局任副局长。仕途的升迁让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专业优势，不久他又报读了研究生，使自己向学者型、专家型领导干部发展。
专家型身份不断给张建辉的仕途带来利好。1999年5月他被南宁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南宁市水利电力局局长；2000年9月转任南宁市园林管理局党委书记；2001年9月升任南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南宁市区有一条穿城而过的大江，叫邕江。邕江两岸有不少地方地势较低，稍有暴雨，江水就溢出河岸，造成洪涝。南宁市政府一直把邕江防洪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每年都要投入不少资金加固加高堤坝，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门是水利电力局。当时张建辉虽是局长，但他并不直接管堤坝工程，管工程招标的是水利局下属的邕江大堤修建管理处。
2000年初，顾某的施工队通过挂靠百色水利电力建筑工程处，投中了邕江江北堤堤防扩建工程中的第四标段工程；通过挂靠南宁水利电力建筑工程处，投中了第八标段。没有施工资质而能中标，顾某自是十分高兴，觉得要好好感谢让他中标的人。他觉得要感谢就应直接感谢局长。五一节前夕，顾某约张建辉出来吃饭，席间，顾某塞了一捆报纸包着的东西给张建辉。张建辉意识到这些东西是钱，忙推回去：“你这是干什么，这样不好。”他有一种无功受禄的惶恐。
“张局长，别客气，这是惯例。我们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的，哪个得了工程不都要按比例回报领导？你不收，我倒没法做人了。”顾某又把钱推回去。
“惯例”的说法让张建辉一下子失去了推辞的动力。他觉得，大家既然都是这样做，他推辞，倒让人生出误会。何况，既是惯例，别人能收，他为什么不能收？虽然他从来未收到过这样的“惯例”，可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现在不是来了吗？
“那就感谢顾老板了。”张建辉客气了一下，拿起这笔15万元钱装进了包里。
这年的中秋节，顾老板再送给张建辉15万元。有了第一次，这一次张建辉就收得心安理得了。
2000年9月，邕江暴发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灾，市区段两岸一片汪洋。这次特大水灾促使南宁市政府下大力气建造防洪堤，为此成立了直属市政府的南宁市邕江堤岸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具体负责邕江市区段整个堤防工程——堤路园建设。2001年10月，“水利专家”张建辉调任公司董事长。
公然索要 直把“潜规”当“常规”
堤路园工程包括邕江南岸、北岸，长达数十公里，不仅包括堤岸加高、加固、加宽，它同时还是市政工程，包括路面硬化、亮化、美化工程，是个投资30多亿元的巨大项目。因此，每天前来争取工程的包工头络绎不绝，张建辉的办公室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这回张建辉是直接跟包工头们打交道了。与这些老板们讨价还价中，张建辉懂得了更多的行业“行规”“惯例”“潜规则”。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工程领域里，包工头们得到了工程，往往都要接工程量的3%～5%给有关领导回扣。他手上掌管几十个亿的工程，3%～5%的回扣该是多么巨大；同时也十分安全——既是“潜规则”，就是大家都遵守，又不会说出去的，他用得着担心吗？“潜规则”既然不是从他这里开始，又有必要从他这里结束吗？张建辉很自然地加进了这场游戏中。
开始时他几乎不提回扣的事，大都是老板们主动送钱给他。为了和“财神爷”搞好关系，老板们哪需要对方主动提？按说，老板们在前期送的钱虽多少不一，只是“敲门砖”，未到“惯例”所设定的数额，但总的算起来也是不少，足以让他“
知足”了。然而，在越来越明目张胆的交易中，张建辉把按“行规”收钱当成了正当的行为，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理由，把“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索要”，渐渐掉进了贪婪的深渊。
朱某，是张建辉面前较“得宠”的包工头，自然他送给张建辉的钱也不少，每次送钱，都在几十万以上。在江南堤路园道路路面工程招标前，张建辉就跟朱某约定，中标后付给他100万元的回扣费。中标后，朱某于2005年7月至9月期间分两次送给了他80万元。从2003年到现在，朱某已送给张建辉400万元，可说是相当的“大手笔”，然而，张建辉仍对约定的100万中余下的20万元仍耿耿于怀。
2005年底的一天，张建辉到江南堤路园工地检查工作，遇到朱某，便对他说：“春节快到了，开支费用较大，余下的20万元回扣款得兑现给我呀。”朱某担心如果春节前不兑现这笔费用，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会受刁难，急忙筹了60万元现金(包括另一项工程的提成款)送给张建辉。
从2003年底到2006年春节期间，朱某送给张建辉的钱高达560万，成为张建辉最大的主顾。前文中提到的顾某也在6年时间里送给张建辉557.7万元(包括他代别人送的)，成为第二大主顾。
顾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而与张建辉最早熟悉，两个人的交情也非同一般，张建辉对他也就格外关照。一天，在堤路园项目一期工程工地，张建辉告诉顾某，他已经任堤岸公司董事长了，并热情地说：“公司有项目马上要上马了，你准备找队伍来参加投标吧。”顾某四处招兵买马，拉来8支队伍投标，结果除了有一支队伍因为法人代表漏签字遭拒外，其他都顺利通过了资格预审。顾某约张建辉到咖啡厅告诉他：“我有7个单位通过了资格预审。”张建辉说：“好啊，以后中标了要按这个给我哦。”并伸出3个指头，意思是按工程款的3%给他送钱，顾某爽快地答应了。
顾某送得多，自然得到的工程也多，他自己做不来，于是把几个工程转包给他的老乡肖某。张建辉得知后，一样不放过顾某，他说：“我不管你转包给谁，这些工程应当给的回扣还是你负责。”于是顾某只得给张建辉当“二传手”，他先后替肖某送给张建辉80万元。后来在工作中，张建辉与肖某认识了，他也就绕过二传手，直接向肖某要钱了。一天，他打电话给肖某，说他应当给的钱还差30万元。当时肖的工程审计已结束，只等董事长张建辉在审计结论上最后签字认可，虽然该给的好处费他已经通过顾某给张建辉了，现在张建辉说还差一些钱，他也不得不给。
到2007年初案发时，经查实，共有22名包工头按“行规”送给张建辉好处，他在任职邕江堤岸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6年里，敛财达到3000多万。
需要一提的是，2006年底，张建辉调任南宁市市政局长，尽管离开了大工程，但此时他已是千万身家，也当“知足”了，然而他的敛财之路仍没完。2007年初，市政局建职工住宅小区，这本是个不大的工程，但工程在设计阶段，张建辉仍向设计单位索要了两万元好处费。
渴望保命 交出全部家财
“潜规则”的保障让张建辉索贿起来肆无忌惮，疯狂至极，党纪国法皆抛于脑后。一直平安度过了7年受贿生涯的张建辉，一点也没料到最终让他东窗事发的，还是“潜规则”中的“哥儿们”。
2007年初，曾经向张建辉行贿的一个包工头，在外地涉嫌违法犯罪被抓获，在司法机关依法对他进行审查时，为了立功，他将张建辉受贿的事实供了出来。张建辉由此栽倒。
纪检机关对张建辉实行“双规”后，张建辉感到了巨大的惊恐，久违的“党纪国法”突然又回到了他的头脑中。他深知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受贿数千万元，广西也只在成克杰身上发生过，而他张建辉仅是个处级干部。他该是难逃一死了！
这就是张建辉的巨大惊恐所在。如何保住脑袋成了归案后的张建辉绞尽脑汁思考的事，此时，万贯钱财均已成累赘。为此，在纪检人员面前，他十分干脆地一股脑儿地倒出了犯罪事实，还主动退出赃款，一下子就交出了56本存折，金额达3
076万元；在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他又交出了8本存折，金额303万元。这样，他基本上将手中全部现金财产交了出来。
除了主动交代罪行和退赃，他也期望能够通过少认定些受贿金额，从而减少一些罪责，最终保住脑袋。比如，在讯问中，针对一笔收受4名包工头共约83万元人民币现金的行为，尽管这点钱在他的涉案总额中只是个零头，他仍极力辩解，说这属私人间的友情赠与，其既未接受送钱人的请托，也未为他们谋取利益，不应认定为受贿；又比如，在检察官和他核对受贿数额时，他会为一二十万元赃款的数字差异陡然神态激动……
关进监牢后，张建辉又像变了一个人，或说恢复了他“专家”、“学者”的面目，他常常会向看守人员提出要求，找些书给他看，而且指明要借阅有关历史和人物传记方面的书籍。他想通过读书来调整自己，更期望通过对比传记中名人的经历，来检讨自己人生坐标迷失的轨迹。
走进高墙的张建辉，也开始想念自己的家，那个已经被自己遗忘了很久的家。他不止一次地对看守人员说，他感受到了家庭和家人对于生命的重要，他感受到自己是多么对不起妻子。他不止一次提出要求会见妻子，想当面向她道歉，以求得谅解。为有利于促使张建辉悔罪，检察官多次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在后来的会面中，妻子已不肯原谅他——他的忏悔太晚了。
南宁市中级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张建辉被他人检举揭发后，主动如实交代其全部受贿犯罪事实，坦白认罪态度好，并主动积极退出全部犯罪所得，确有悔罪表现。另在羁押期间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决定判决张建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化解“行规” 工程建设领域方可清廉
一个处级干部，而且还是专家型领导干部，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非法收入竟多达3100多万元，令人触目惊心！这起案件让人看到：在国家投资的大型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开展反腐工作，仅加强对管理层的外部监督预防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深入工程项目内部，在工程造价上严格把关，从源头上减少或铲除滋生行贿受贿行为的土壤。
张建辉3100多万的受贿资金，基本上是在管理工程建设中，由多个包工头行贿所得。这里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包工头向张建辉行贿的资金再多，也没有得到工程以后赚取的利润多，因为工程的“回报”实在太高了。有人称：一项国家投入的市政方面的路、桥工程，基本上是“三三制”，即：总投资的三分之一用在打点关系上，三分之一用在工程上，其余的三分之一就是利润了。暴利成为工程建设行业“潜规则”盛行和腐败案多发的主因。
市政工程项目预算中如此之高的利润率，不仅给施工企业行贿提供了条件，管理这些工程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对这些工程畸高的利润心知肚明。如果不向施工方索贿，工程的巨额利润就全都落入包工头的腰包了。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市政工程高额利润的诱惑，也容易使一些管理人员的心理产生扭曲。
工程建设利润高，其形成的原因，从技术层面看，是定额标准不完善，一个项目，到底造价多少才更科学更合理，没有形成科学的机制进行确定，以致产生虚高价格；从管理层面看，主要是招标阶段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出现管理部门、投标单位互相勾结的违规行为。定额是工程预算的价格依据，招投标是对工程价格的市场调节。这两个环节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推高价格。
因此，遏制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不仅要抓监管层面，也要抓“技术”层面，首先从价格形成机制抓起，合理确定工程定额标准，把市政工程的利润率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使承建者获利相对合理，失去“潜规则”诱因；另外，招投标的过程、工程监督和验收、结算等在法定的范围内公开、透明，使一项工程的价格形成体系，既接受专业部门的监督，又接受社会的监督，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诱发腐败的人为操作因素。
2、一个区委书记的腐败生态:
从积极进取到堕落腐化
２００６年６月，四川省乐山市政协原秘书长张大常被成都市青白江区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其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４２．３万元、美元７０００元被判令予以追缴。
此案的公诉检察官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张大常在担任乐山市沙湾区委书记期间，手握当地干部任免、组织人事、工程建设、财政资金划拨等事项的绝对权力，在缺乏监督的背景下，一手卖官，一手收受商业贿赂，从而跌入腐败的深渊。张大常案件，是一起地方“一把手”腐败的典型案例。该案警示：在地方换届工作中，选好“一把手”是关键；不折不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加强监督，是干部清廉的保证。
1、 收受商业贿赂，与工程企业老板勾结“互利互惠”
沙湾区是乐山市的中心城区，张大常在沙湾区任职是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这段时间正是该区包括旧城改造、新城建设等大量工程项目上马的高峰期。这些工程由政府财政投资，这让许多当地工程企业主们跃跃欲试，纷纷施展各种手段以力争获取项目。此时，张大常手中的权力自然成为一些人眼中炙手可热的“捷径”目标，他也乐此不疲地充当起工程“牵线人”的角色。
“区委书记”在官阶之中可能并不算显赫，但却是位于基层党委系统金字塔的顶端，他的“一句话”常令那些老总们承揽工程的难题迎刃而解。
乐山市沙湾仨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建忠深谙此道。他为了“走近”“张书记”进行了“长期投资”：２０００年夏天，他为张大常家送去了价值５万余元的家具、家电；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４年春节为其送上６万余元的现金红包……何建忠的“大方”赢得的自然是张大常的“关照”，包括帮助何建忠所在公司以邀标方式中标承建了一系列包括承揽工程量较大的沙湾区旧城改造工程。需要说明的是，操作的整个过程颇具“技巧”性：当有关部门向张大常汇报工程建设有关事宜时，他会“漫不经心”地问一句：“这个工程准备让谁来做啊？”汇报人马上心领神会：“书记，您有没有好的建议？”“你们考虑一下仨禾公司……”于是，相关部门按书记的意思开始“运作”：撇开正常的招投标制度，采取所谓“邀标”形式，就是邀请几家“听话”企业做“托儿”参与投标，走走形式，最后让张大常“建议”的仨禾公司顺利中标。整个程序中，张大常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什么，也没有亲笔签字，但通过邀标方式，结果完全在张大常的掌控之中，而“何董事长”也知恩图报地向他表示了应有的“谢意”。
如果说上述行受贿还显得较为直白的话，那么乐山市沙湾劲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劲松与张大常之间的一笔１５万元的行受贿就显得隐晦曲折了。
王劲松基于与上述何老板一样的原因也经常对张大常有所“表示”：瞅准张大常父亲去世和张大常出车祸、出国考察等机会，他频频“出手”。２００２年８月，张大常的女儿高考失利，王老板便找到某高校负责人帮忙，负责人碍于情面便出主意以“点招”方式入读，但需向学校交纳“点招费”。王老板为了取悦张大常，拿出了１５万元，派遣驾驶员与张大常本人安排的下属一同去大学财务处缴纳了“点招费”，张大常的女儿最后如愿上了大学。
2、 利用职权卖官，对送钱送礼的下级来者不拒
张大常在干部任免、人事安排上的绝对发言权使其成为“官场”群体追逐的对象，张大常也由此找到了另一条生财之道，对送钱送礼者来者不拒，且不分时间、地点、场合。２００３年以来，他收钱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甚至几个人同时当面向他行贿他也一并笑纳。如某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曾先后多次一同到他的家、病房、办公室等地送钱，以谋高升，而他从不避讳。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一些党政干部用于行贿的款项竟然是套取的公款！如某镇党委书记及镇长先后多次送给张大常４万元，而这些行贿款的资金来源基本上是两人虚报承办各种会议经费、会议餐费、利用接待上级领导等各种名义从镇财政所套取的公款，有些甚至是刚从财务上领出来，就转手送到了张大常的手中。
当地干部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张大常对此心知肚明。但下属干部对他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元的贿赂，他却从来不关心出处。即使后来他已经猜到了这些钱的来源有“猫腻”，仍照样心安理得地收下。
此外，在干部人事问题上他甚至还公然索贿，用“最近班子要调整，你有啥想法”等言语向他人暗示，伸手要钱。沙湾区某局局长就曾多次得到张大常在谈话时的暗示，诸如“老干部对你意见很多”，“我这里有很多你的举报材料”等等，该局长一听就明白，要指望张大常提拔或是调整自己的工作岗位，就必须“消除”书记脑海里的这些坏印象，于是他不断地以各种名义向张大常送钱，前后共计３万余元人民币、１０００美元。而此局长也就在“仕途”之中一路直上……
办案检察官说，透过这起案件，可以看到即使不是普遍存在，但绝对不是个案的某种官场“生存状态”：“上级”之所以敢向“下级”暗示索贿，“下级”之所以言听计从套取公款拱手相送，就因为“下级”升迁要靠“上级”去提携。要提升就得去行贿，要行贿就得去贪污、去受贿。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边贪边送、边送边升、边升边贪……这，就是有些地方现行官场中的“生态链”。
3 、生活作风糜烂。初恋情人是他搂钱的帮手
据检察机关指控，乐山市多家建筑工程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电力公司、装饰材料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以及区政府、区委、区属机关、职能部门等有关人员送给张大常的物品、人民币４２．３万元、美元７０００元均是由其亲自或通过情妇收受的。
张大常的情人是他的初恋情人，由于与他的暧昧关系被丈夫发现而离婚，此后两人的关系基本处于公开状态。“肥水不流外人田”，情人也借助他的权势获得了不少好处。张大常为她调动工作提供帮助，甚至连受贿来的大量赃款也存放在她那里。一些老板们因为有求于张大常，也不遗余力地讨好她。她搬家，有人送上价值数万元的家具、家电；她的女儿上大学，有人送来２万元礼金……
张大常长期与情人住在离他自己家不远的地方，他的妻子则睁只眼闭只眼，认为只要不离婚就行了。张大常自在地过着“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日子，而且妻子和情人都成了行贿人的突破口，成为张大常搂钱的帮手。
4 、堕落轨迹反思，官场腐败“生态”的典型标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大常从小生长在农村，家境贫寒，曾当过船工和石匠，从政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积极上进、清正廉洁的干部，为党和国家确实作出了贡献，并被上级组织部门作为后备干部培养。
最初，他与私企老板们打交道还是保持着几分警觉，曾经告诫身边的干部哪些人不可交。但交往多了，他自己却渐渐放松了警惕，并在各种纷至沓来的荣誉和成绩面前，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有些云里雾里了，特别是看到老板们出手大方，渐渐失去了内心的平衡。２００２年底，张大常因公发生车祸，头部严重受伤，并留下了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内每个月都要做血管扩张手术，自此他认为自己身体垮了，仕途不会再有突破，不免有些心灰意冷，转而想更多地为自己“打算”。这场车祸也成为他蜕变的加速器，面对金钱、权力、情色和各种诱惑，他在贪欲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从目前查办案件的总体情况来看，该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张大常人生轨迹的偏离及私生活的堕落集中体现了一些领导干部在人生观扭曲、权力失去监督后，赤裸裸弄权搂钱的为官之道。由此可见，反腐，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优化官场“生态环境”，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
张大常作为区县“一把手”，将官场的腐败生态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标本。在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届中，尤其是在如何选好“一把手”这个重大问题上，张大常案件的教训，值得反思和吸取。
另外值得深思的是，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印发施行《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张大常腐败案件，是２００５年７月被立案查处的。而张大常收受贿赂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任乐山市沙湾区委书记期间。这就是说，张大常不仅在《条例》实施前受贿，在《条例》实施后也受贿——《条例》的实施对遏止张大常腐败起到的作用并不是特别明显。看来，不折不扣落实《条例》，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还需要引起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足够的重视。如此，张大常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3、上饶市两任书记，一自杀一被判
断裂的官场生态链
“前后两任市委书记，一个自杀了，一个被判刑了，现在一市委副书记又被‘双规’了，一个被检察院公开点出其行贿买官的市委常委被调离了，德兴市委书记也栽了，市交通局长又进去了，下一个会是谁？真不明白上饶究竟怎么啦，这样发展下去，上饶还有前途吗？”
时间似乎可以冲淡一切，距江西省通报去年前上饶市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调查后仅4个月，这个曾轰动全国、被称为建国以来第一位在任自杀的市委书记，似乎已经要彻底远离人们的视线，围绕他的种种争论和猜测也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然而到上饶以后，尤其是在一些饭局和茶座里，余小平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还是极高的。余小平的死曾把上饶官场推进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而前不久市委副书记胡发群被“双规”并被罢免了人大代表资格，上饶官场又掀起了一阵波澜。引发坊间更多传闻的是，今年6月份前任市委书记王兴豹被起诉时，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多名上饶市的原任、现任官员都被指曾向其行贿买官。对号入座查出这些官员以及他们的何去何从，现在成了市民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有关讨论挤爆了由上饶市委宣传部主办和管理的“上饶之窗”网站。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在连续出现多起官员腐败案件后，上饶官场的廉政形象已严重受损。如果有关方面不积极重构官场生态，市民对上饶官场将会缺少信任感，这将严重影响上饶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前，本刊记者在上饶采访时，触摸并感受了上饶官场生态的累累伤痕。
余小平自杀之谜与雾
在上饶，只要是对时政比较关心的市民，茶余饭后少有不说余小平的，有人戏称：上饶在全国出名的除了上饶集中营也就是余小平了吧，现在他的经验正为许多问题官员“招商引资”过去了呢。但在话题中，有关余小平自杀原因还是一团迷雾，版本甚多
2003年8月26日早上7时半左右，像往常一样，上饶市市委书记、市长余小平的司机准时开车来到上饶市沿河路余小平家，准备接余小平上班。
司机到了以后，却发现余家大门紧闭。司机知道余小平的妻子去了西藏考察，以为余小平太累，决定让余小平多睡一会，便开车出去吃早餐。半小时后，司机再次折返时，却发现门依然是关着的，司机开了门后，竟然见到余小平直挺挺地吊在天花板的一个挂钩上。
经现场勘查，余小平系自杀。因为他死时穿戴整齐，衣服鞋帽都是簇新的。经调查，发现那根电线来自他家中的传真机，而且是一根电源线。检查浴室发现，他在临死前还洗了澡，并把换下的衣服全部洗净晾好。现场有几个烟蒂，而且烟蒂全部被撕碎，余小平显然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餐桌边上还有几个啤酒瓶，里面的啤酒已经被喝空。
在事发前，谁都没发觉他有什么异常征兆。而事发后，由于长时间没有来自官方的正式消息，有关余小平自杀的各种传闻就一直没有停过。
2004年7月5日，中共江西省纪委通过当地媒体向社会通报原上饶市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案的初步调查结果。通报称，余小平身为党员领导干部，“道德品质败坏，生活作风糜烂，最终自绝于党和人民，所作所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经江西省委批准，省纪委决定给予余小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通报中有关余小平的主要违纪事实有：一、道德品质败坏，嫖宿卖淫女。二、生活作风糜烂，长期包养情妇。三、指使某中学校长违反规定将儿子推荐为省级优秀学生，并弄虚作假保送到北京某大学就读。
除了以上三点事实以外，通报还提到其经济问题，但“因重要涉案人员黄春发尚未归案，待黄春发归案后则做深入调查”。
但外界舆论普遍认为，目前公布的余小平自杀3个问题难以构成余自杀的“内因”。实际上当余小平自杀后，当地传得最厉害的一种说法是余因为牵涉一宗命案，才闹出这件事。
余小平在樟树时认识一名来自四川的情人，该女怀上余的孩子后，威逼余小平离婚，并要求与其结婚。余小平为了摆脱纠缠，就请人把这个女的给做掉了。此后，该女家属到处上访，终于把这个事情给捅开了。
而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在关于余小平的自杀原因中，都与一个重要人物脱不了干系，他不仅为余安排“买春嫖娼”，而且据说余除掉情人也是他安排的人。这个人就是在上饶圈地搞房地产开发的春来集团老总黄春发，在上饶，他是出了名的与余小平关系很铁的人。余小平自杀前的一天，黄春发携款外逃了。
黄春发，福建南安人，1990年后出外经商，先是在湖南搞煤炭贸易，后来转到江西发展。黄春发在江西的投资始于宜春，而余小平那时是宜春的副市长、副书记。黄春发本来是做石料生意的，1995年在樟树以个人名义投资兴建大京九加油城。由于政策倾斜生意红火，年获利数百万元。大京九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政策优惠，因为在105国道上大京九加油城的一幅巨型广告上就写着“樟树市政府采购定点加油单位”的字样。大京九加油城1995年兴建时占地40亩，土地转让价格是2万元／亩，按当时的市场价，土地出让价格应在20万／亩左右。
余小平任樟树市委书记后，黄春发追随而来并在樟树注册成立春来集团，后在该市著名的中心商业区“小香港街”开发商住综合建筑春来大厦。后来春来集团又以每亩2.4万元的价格获得市政府重新规划的中药材城开发权。中药材城占地面积400亩左右，至今尚未开发完毕。黄春发在樟树的三大投资项目，其土地审批均未经招标议标。在余小平的支持下，黄迅速聚敛财富，并成立春来集团，范围涉及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纸箱生产销售、广告策划、饮食住宿、成品油销售等业务。
余小平任上饶市委书记、市长后，黄春发再次紧跟着杀进上饶，开发起“中国江南商贸城”项目。该项目位于上饶市的320国道旁，规划占地2300亩，一期项目1661亩。据称，商贸城总投资约达20亿，将成为一个容纳5万人、规模相当于一个县城的区域性商业中心。
余小平与春来集团的瓜葛究竟有多深，这可能要到黄春发最终归案后才有结论。但是在上饶，谁都不会把余小平的自杀与经济问题分割开来，与春来集团割裂开来。在2003年8月8日，上饶市委一届八次全体会议召开，这也是余小平生前最后一次在全市大型会议上亮相。据一名与会人士介绍，余小平讲话字字铿锵，中气十足，特别是最后一段谈反腐时慷慨陈辞，让大家印象很是深刻。那天，余小平在台上还多次脱稿讲话，告诫广大领导干部不要和企业主拉拉扯扯，“他们都是别有用心的，这里给你送钱，背后给你记录在案”。他希望“在座的地级干部一个都不要出问题，县级干部尽可能少出问题”。
王兴豹案牵出一大批问题官员
如果说，余小平自杀是上饶官场的重磅炸弹，那么王兴豹案无疑是一场地震，它展示了上饶官场一个断裂的生态层面。
王兴豹被捕时的职务是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于1994年到1999年担任上饶地委（后撤地设市）书记。在各个方面，他似乎都要早于余小平：担任上饶地委书记比余早，被捕比余自杀早，宣判比余案通报早。
2004年6月份，在余小平案件通报结论前20天，王兴豹与妻子文献兰涉嫌受贿罪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南昌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这一案件的审理在上饶乃至整个江西都引起了轰动。
据检察机关指控，王兴豹在1994年到1999年担任上饶地委书记期间，涉嫌插手工程承揽、银行贷款、干部提拔、司法活动、经济纠纷、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大学生分配等，范围涉及金融、组织人事、司法、国土等领域，王兴豹、文献兰涉嫌单独或共同受贿先后达62次，共计158万余元。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扣押、冻结王兴豹夫妇现金、存单及贵重物品共计417万余元，其中尚有202万元他们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经查证也无合法来源的证据。
然而真正引起上饶轰动的并不仅仅是王兴豹夫妇俩的贪婪，而是这样一段公诉：
“据查，1997年至1998年期间，时任广丰县卷烟厂副厂长的杨某，三次送给被告人文献兰人民币共计6万元，王兴豹则拍板决定杨某享受副县级待遇，1999年又拍板决定任命杨某为广丰县县长助理。王兴豹还在1997年至1999年间，帮助时任广丰县县委副书记徐某任上饶下属婺源县县长，徐被提拔后，又到王兴豹家送给文献兰人民币2万元。1996年至1997年，王兴豹帮助上饶某镇党委书记辛某提拔为上饶市副市长；1998年至1999年，王帮助上饶地区交警某队队长吴某，使其被任命为地区公安局副局长。这两起案例中，王兴豹及其妻子均有谋取私利表现。”
收受大量“好处费”帮人提拔升官，这一点随着全国类似案件曝光日益增多，上饶人倒也不怎么觉得惊诧，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公诉书中提到的几位买官的父母官。虽然公诉书中并没有直接点出买官的官员的名字，但熟悉上饶官场的人很快就能根据事件本身对号入座找出买官的主了。令市民们无法接受的是，这些被公开指为“买官”的人许多人还仍在市领导岗位，并且还频繁在媒体露面，甚至大谈全市廉政建设。
一时间，得不到正常渠道宣泄的市民们在网上表达他们的愤怒。“已公开了的行贿者，却仍在领导岗位，这是对民意的蔑视，严重地损害了上饶党和政府的形象”、
“这是对民意的藐视，对法律的践踏”，“强烈要求对已公开的行贿者实行‘双规’，这是老百姓的心声”之类的愤懑之辞充斥“上饶之窗”网站。
不知是对这种民意的回应，还是早有安排，某位被指行贿的官员日前被调离了上饶。
吴祖国折现上饶官场潜规则
似乎是为了考验上饶人对官场腐败的承受能力，在余小平和王兴豹案热量未褪尽时，上饶市民又发现在“上饶之窗”网站上，好久未在公众场合露脸的市委副书记胡发群的名字已悄悄被撤下，民间传他被“双规”了。果不其然，9月1日召开的上饶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罢免胡发群的上饶市人大代表职务。据了解，胡发群因经济问题在6月底被有关部门“双规”。民间传，胡发群与上饶的多起国有资产改革案有牵联。
也在这个时候，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不胫而走：3月份刚被终审判决11年的吴祖国已是保外就医了。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4、贪官被腐蚀过程犹如温水煮青蛙
“如果将一只青蛙抛到沸腾的水里，它就会立刻悚然惊惧地从沸水里跳出来。当你将它放入温水里，并将水慢慢加热，青蛙在开始时会很惬意地在温水里游泳玩耍，当感觉到死亡的危险来临时，它想跳出已经沸腾的水已是不可能的了，死亡成了必然。”曾任新乡县副县长的郑秀博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刑5年，在总结自己犯罪原因时，他如是说。“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能牢记党的宗旨，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政治信念，日三省吾身，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至于对党、国家、人民犯下如此罪行。”
碰到“软钉子”
大雨下了整整一夜，到了8月5日上午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就在那一天，冒着雨，记者一早就匆匆赶往省豫中监狱采访，在监狱心理咨询室内见到了郑秀博，这个浓眉大眼的中年人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坐下后，郑秀博一直保持一个姿势，左手托腮，右手急促地在椅子上敲打，让我感到自己并不受欢迎。
果然，采访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顺利，谈话并不是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有时候甚至陷入一种尴尬的气氛中。其实，省豫中监狱的心理咨询室布置得既温馨又雅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谈话场所。
“你进来一年多了，还习惯吗？”“还行，慢慢习惯吧。”“我听警察说你现在的改造岗位是编辑，干得还不错吧？”“还可以。”“你在监狱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这里生活很平淡，没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
我们谈话的气氛一直比较沉闷。“监狱警察是如来佛，我再怎么翻也翻不出他们的手心。”郑秀博情绪很低沉，不管我问什么，他总是用最简短的句子回答我。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如果你不愿意，可以拒绝。拒绝采访也是你的权利。”“没什么不愿意的，你想问什么就问呗。其实我的情况和别人大同小异，你就看着写呗，想写什么写什么。”
这样的采访已经很难继续进行下去了，我在无奈中准备选择放弃。“他不愿意就算了，我也不勉强。要不，换个人吧？”我对陪同的警官王勇说。
雨一直在下，天也没有放晴的意思，我的情绪有些沮丧，看来，这次真的是白来了。过了有10分钟，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郑秀博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带着烟味儿。让我诧异的是，他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许笑意。“他刚才有些顾虑，我已经做了他的思想工作了，现在好了，你们可以开始了。”王勇微笑着对我说。我打开采访本，拿出笔来，中断的谈话又开始继续。
“我是去年6月25日进的监狱，之前从没到过监狱，对这里很陌生，只从电视、报纸、书上看到过，监狱被渲染得很恐怖。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监狱并非如传闻中的那样，监狱在各个方面都是文明、公正、公开的，警察对我们这些服刑人员很关心，经常会找我们谈心，了解情况。”据郑秀博说，奥运会开幕式那天，也就是去年的8月8日，监狱还放了一天假，组织全体服刑人员收看。“看了以后，我的内心既兴奋又震撼。”
狱中的“书生”
拿出一根烟并点燃，郑秀博抽烟的动作一气呵成：“我现在的改造岗位是《春晖报》的编辑，这是我们监狱自己办的报纸，读者群是全体服刑人员，每个月出两期，稿件由管教干警把关、定方向。王警官对工作很负责、很细致，给我的帮助挺大的。”他把目光投向在一旁坐着的王勇。“那我们现在是同行呀。”我笑着对他说。“哦，那当然不能相提并论。”郑秀博抿嘴一笑，“我们小报一共有4个工作人员，有排版的、改稿的，还有专门搞校对的，我是报纸一版的编辑。”
据王勇介绍，刚入狱时，郑秀博打字很慢，对电脑，他只会上网下网，动动鼠标而已。在监狱里，郑秀博参加了电脑培训班。“5月下旬的时候，我在监狱中参加了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获得了计算机职业技术初级证书。这个考试是由劳动部门统一组织的，证书在社会上也管用。”
“我今年‘三课’考试思想课考了90多分。”郑秀博略显自豪地说。据了解，监狱的“三课”是指服刑人员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监狱定期举行“三课”考试，以此来检验服刑人员思想政治、文化知识、技术技能等综合素质教育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服刑人员的一次大考。根据监狱安排，本年度上半年考试时间4天，共分12个场次，涉及考生数千人。由于参考人员多、场次多，为组织好此次考试，监狱成立了考务领导小组，抽调了40余名警察，积极协助教育部门做好半年考试监考工作。监狱对我们的伙食进行了改善，以确保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复习迎考。”
“我的改造生活很平静，现在的打算就是在自己的改造岗位上熟练业务，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严格遵守监规狱纪。对于出去后的事，我现在没有很明确的想法。社会在变化，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出去以后再说吧。我最近常常看一些历史书，希望从书中能够找到思想的出口。”郑秀博的笑容里有些苦涩的味道，“监狱有专门的图书室，藏书有好几万册，各监区也有阅览室，看书非常方便。”
“我们监狱的网络会见室你可以去看一看。”郑秀博热情地向我推荐。他说，服刑人员王某入狱前，他母亲因为患骨质增生准备动手术。入狱之后，家人、朋友远在外地，路途遥远，来狱会见根本不现实，而他本人非常想了解家人的情况，尤其想知道母亲手术的情况，一想到母亲手术的事情就很担心，情绪低落，改造也很消极。监狱警官了解他的思想问题后，告诉他狱内新建了网络会见室，可以申请网上视频会见，解决会见难的问题。经过审批，王某在网络会见室的电脑屏幕前，终于在视频里看到了思念已久的母亲和妻子。看到妻子的笑容，听着母亲规劝的话语，王某开心地笑了。“除此之外还有录像家访，针对家庭困难人员，由警察前往服刑人员家中，录下家里的现况。回来后，监狱会组织大家一起看录像，面对亲人的召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服刑人员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郑秀博忏悔书
郑秀博案发前任新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因涉嫌受贿，郑秀博于去年8月11日被刑拘，同年8月17日被逮捕。法院查明，郑秀博受贿总额23万元，贪污6000元，认定其犯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15万元。
“你知道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吗？它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郑秀博好像在询问我，又好像在自言自语。“世界上没有回头路，更没有后悔药呀。而我，就是一只温水中被煮的青蛙。”他怅然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要一下子把心中的郁结之气吐完。
“如果将一只青蛙抛到沸腾的水里，它就会立刻悚然惊惧地从沸水里跳出来。但是如果你将它放入温水里，并将水慢慢加热，青蛙在开始时会很惬意地在温水里游泳玩耍。随着水温的升高，它游得越来越慢了，到了水沸腾时，青蛙已经没有力气了。即使当它感觉到死亡的危险来临时，想跳出已经沸腾的水已是不可能的了，死亡成了必然。这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说到这里，郑秀博用手比画着，“为什么把青蛙扔到沸水里时，它能猛然地跳出来呢？因为它有着清醒的头脑，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什么会在温水里死去呢？因为它贪图安逸、舒适，丧失了应有的警觉性。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能牢记党的宗旨，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觉悟，坚定政治信念，日三省乎吾身，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达能兼善不渝，穷则自得无闷’，‘慎独’的起码境界，就不至于对党、国家、人民犯下如此罪行。”
“因为出身贫寒，有‘穷怕’和‘怕穷’的思想在作祟。在心灵的深处潜伏着对真金白银的贪恋，不能安贫乐道。”郑秀博说，在参加工作后的若干年里，有党纪、国法约束着自己，正气抑制着贪念，还能够做到勤政廉政，拒绝诱惑，抵制腐败行为。但随着职务、职位的升迁，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膨胀，贪念浮了上来，灵魂深处对金钱的诱惑不再拒绝、不再抵制，心路迷失了。“今天的耻辱，完全是我咎由自取。”
“我痛恨自己，后悔的心无可名状，假如时光能够倒流，假如还有来生，假如……我一定不会触犯法律，可惜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又点上一支烟，郑秀博低下头吸着。
“我儿子今年参加高考，成绩不很理想，我在等他的消息。孩子的心是最敏感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他的情绪。”郑秀博用手抚着额头。“对国家来说，我是一个罪人；对父母来说，我是一个不孝之子；对妻子来说，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对儿子来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辜负了父母的教诲和殷殷期望。如今父母年事已高，常年卧病在床，在老人正需要我在身边照顾，尽人子之孝时，我却身陷囹圄，使老父母心忧病悲添白发……每每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爱人那忧郁痛苦的面容，看到儿子那纯洁无瑕而惊恐不安的眼神。在儿子正需要父爱伴他成长时，我却身陷高墙，对儿子的成长是一种怎样的打击啊！”郑秀博把手一摊，“我的人生已经这样了，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吞，但孩子是无辜的呀，不知道儿子能否挺起脊梁，承受他人的闲言碎语和指指点点。每每想起这些，我就肝肠寸断，彻夜难眠。”
“监狱开通了服刑人员短信平台，我现在经常通过这个平台给家人发祝福短信。”郑秀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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